孙云晓：我要改变……

8月25日清晨，北京中山公园内挂起了一块写有“《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家庭教育咨询”字样的横幅。这个杂志选择了这样一种回馈读者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10岁生日。

在主编孙云晓的咨询台前，笔者和他说起了少年儿童教育这个似乎有些严肃的话题。孙云晓微笑着，他的健谈和幽默的表达方式让话题变得轻松了起来，我大胆地问道：“您对自己最大的期望是什么？他给出了一个让我目瞪口呆的回答——我要改变中国的教育。何以出此“狂言”？笔者的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1993年11月《读者》杂志上刊登的《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震动了整个中国教育界。一篇文章何以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力？孙云晓回忆说，写《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时，已开始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教育的弊端，传统的应试教育正在一步步扭曲和僵化中国人的教育思维，正在逐渐摧残着中国儿童的心灵和人格。我所看到的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孩子不行，而是中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危机深重。我们应该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

孙云晓真正开始少年儿童研究是在1987年，当了9年记者的他毅然放弃了《中国少年报》稳定的工作待遇，开始了有些寂寞的研究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了《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创刊的筹备工作，他很自豪地说：“我特别高兴自己能亲眼看到它像婴儿一样诞生，然后又慢慢地成长起来，它好像就是我的孩子。”

中国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一直是困扰教育界的一个大难题。孙云晓选择了一个具有进步性和时代性敏感性的视角去寻找这个难题答案。他发起组织了中国首次独生子女人格调查。该调查针对发生在大学生中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问题，分析出人格缺陷是导致问题的最主要原因，人格教育正是中国教育严重忽略的问题之一。

作为教育的研究者，孙云晓能放下成人的架子，与孩子处在同一视角去发现教育问题，包括自己的女儿。一次，他发现12岁的女儿时不时地和同学一起到外面吃。他就问女儿哪来那么多钱请客，女儿说她们吃饭都是AA制，各付各的。还有一回，他发现女儿好多听过的磁带、看过的书不见了。女儿解释说她都卖给同学了，自己不看了留着也是浪费，低价卖给同学，还可以用钱再买新的。孩子的现代价值观触动了孙云晓的心。很快，他了解到许多家庭也都有过这样的现象。孩子的现代意识已经在无形中超过了自己的父母，孩子今天的价值取向很可能就是成人明天的价值取向，信息时代的到来已经使成人在孩子面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因此，他又和同事策划了“向孩子学习，两代人共同成长”的大型课题调研，对世纪之交中国孩子在观念、情感、行为发展等方面对父母和老师带来的困惑进行了深入的定性研究。这次研究历时9个月，除了在全国9个城市调查研究，还对41位知名学者进行了个案及半结构访谈。课题组将社会学中“文化反哺”现象的主体从青年转移到比他们更为年轻的少年儿童身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方面，他们是标准意义上的先行者。

孙云晓认为，性生理教育应在小学低年级进行，这时的孩子学习性知识就和认识一些简单的工具如课桌、椅子没什么不同，没有刺激性，也不会产生排斥或因害羞而回避的心理。在中学阶段，应对学生进行性心理教育，而中国的性教育却是错位甚至滞后的。孩子成人后对性知识了解甚少或产生神秘感，很容易引起不良后果，甚至发生性犯罪行为。

1997年6月《少年儿童研究》开辟的“孙老师话题”栏目提出了许多实用性极强的问题，如“为儿童的10小时睡眠奋斗”，“世上没有坏孩子”，“儿童自我保护66招”，“餐桌训子要不得”，“不同年龄的孩子读什么书”等。

孙云晓把自己的实用哲学思想解释为“过河”。他既要考虑如何行驶，又要考虑人如何登岸上桥的问题。听起来有些玄妙，他又简单地解释道，“我认为实用的就是最好。”

虽然孙云晓学过教育专业，但是在工作中运用自如的社会学、心理学知识却大多是靠自己自学的。他也很自豪地说：“我很会自学，把理论学好了，才能把理论应用于实践。”

从对少儿教育的感性认识到现在理论基石逐渐坚固，孙云晓凭的是一种坚强的毅力和对儿童教育工作的热爱，更确切的说是一种激情，一种对中国教育的忧患意识。